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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对汉武帝有一致评价、众口皆碑的是他的晚年悔悟。学者都以为武帝使天下疲敝，然终不亡者，从他个人身上找原因，就是由于晚年能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如司马光说，武帝下哀痛之诏，"始寤公卿方土之谄谀，对不以诚，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天下复安"。王夫之评："武帝淫祠无度而终不亡"，即赖此晚年侮悟。

朱熹认为武帝之悔悟有他的性格原因，说："武帝虽有病疼，然天资高，足以有为……末年天下虚耗，其去亡秦无几。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资高也。"有人把这种能自我悔改的性格概括为"明"，称武帝为"明主"。晚年悔悟所表现出来的"明"或称"明智"是汉武的再-性格特征，知过改过是这种"明智性"的具体表现。应当指出，这种"明"或"明智"性格并不是"天纵英明"把它完全归结为"天资"乃是性格先验论。

汉武帝的这种"明智"性，恐主要来之于他所受的学术文化教育，来之于他的实践。吕祖谦就曾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要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用时下流行的控制论语盲来说，下情不通就是信息反馈系统堵塞，下情通则是信息反馈系统畅通。

就武帝个人而言，通知下情完全是后天的实践活动。《轮台诏》是武帝"明智性"的集中表现。曾有人专门作诗赞誉之：亲承文景升平业，开辟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能挽悔，轮台一诏是神仙。以武帝能自知侮改的品行为英雄本色。能自知悔改也是武帝受儒家文化教化的结果。汉武帝不批准桑弘羊等远屯轮台起亭隧的理由是："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优民"正是《轮台诏》的主题，也就是武帝晚年悔悟的指导思想。

这说明武帝在晚年终于以天子的立场与角度接受了孔孟学说的一个精微处，接受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中的合理内核一儒家的民心即天意的观念，"以民为本位"圆的"民本"主义。这进而说明汉武帝改善秦制的主要思想力量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来源于儒家的学统，儒学是他改善秦制的主要思想武器。这又可反证他从政治和经济上改革汉初君主制度，使之专制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法家的皇权绝对论，并汲取曲学阿世的阴阳家、儒学家末流所卖力鼓吹的、也是今文学中的消极落后部分皇权"天"授论。

同时又说明汉武帝的性格和历史活动受着社会问题、阶级矛盾等历史条件以及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而崇拜天和先王的观念、孝的观念使这位"明主"也有可能接受学者们阐扬的古训。在古代，特别是在汉这样的具有宗法性的政治和社会中，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支配和制约作用，勿庸置疑是十分强大的。汉武帝是个多面性的历史人物。他确有"暴君"的一面，但综其一生来看，仍不失是中国古代史中一个较清醒、较明智、敢作敢为、能悔能改的君主。

如同汉朝廷及社会的多样性的气氛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一样，汉武帝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也是多样性、多面性的统一。 这两者是一致的， 互为反映，相互为用的。这个表述，不是推论，而是历史事实。汉武帝的历史活动及其造成的朝廷社会气氛的多样性，也是汉武帝多样性、多面性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的逻辑结果和作用。汉武帝这一个人及其性格，产生形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朝廷社会气氛，又创造与助成了这种制度及气氛。"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即中国俗语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